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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王建华:退休14年后我又回到了西城法院
          作者:杨雪  发布时间:2019-06-03 10:56:55 打印 字号: | |
            我是1969年12月初中毕业后应征入伍的,隶属于总政三部七局,作为战士和通讯技术员在云南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,虽然没有上过一线战场,但是真切感受到了战争的严酷性和人民解放军的牺牲精神。1982年,作为正连级干部我面临退伍复原,因为我原籍、入伍、父母和爱人都在北京,而且我家家属很多在公检法部门工作,我的复原志愿就选的西城法院,最终算是得偿所愿了。

            进入法院我先是在民事审判庭,当过内勤、书记员和助理审判员,后来调入人事科,负责招录,西城法院之后很多优秀的人才都是我招进来的。从人事出来后我又去了执行庭、经济庭,在严打期间也审理过刑事案件,最后退休时是在立案庭,可以说西城法院的各个部门我基本都工作过,伴随着西城法院共同成长进步,也全程经历了西城法院从二龙路、西直门到新街口位置的变迁和办公条件的变化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过去的执行工作

            西城法院执行庭是1984年设立的,那时候是审执合一,法官审理完民事案件要接着负责下面的执行工作。我是1986年左右到执行庭,当时的执行庭存在感很低,全庭只有十个人左右,全部都在一间大的办公室里面,地面都是水泥地板,酷暑时节,头上吊扇呼啦啦转,大家汗流浃背的在工作,全院只有一台电脑,去执行和调查最常用的工具就是自行车。

            初入执行庭,办案手段很简单,找人只能去户籍地和工作单位“碰运气”,财产的查询完全依靠人力“广撒网”,财产种类从最初的煤气罐、暖水瓶到电视机、电冰箱再到存款、汽车、房屋,那时银行、房管部门都需要一个一个跑,财产查控没有明确针对性,因为司法资源有限,财产调查只能在重点领域、机构、部门进行,比如银行只能覆盖国有的几个银行,查控范围很小,寻找财产基本靠“撞”。

            我记得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执行案件,当年有个20多岁的小姑娘欠别人600元钱不还,没有工作单位没有工资,给她发传票也不来,我们只好去她家。敲门进去后,我一眼发现她家有一台电视机,当时电视机起码1000元以上,我跟她商量把电视机变卖还款,小女孩很激动骂我骂的很难听,躺在地上撒泼,僵持半天,我授意4个法警一起趁她不备把她驾着抬进里屋,我赶紧把电视机抬进警车。还有老太太装心脏病复发的,变更抚养关系案里把孩子藏在大衣柜的,躲避执行藏在床下面的,现在想起来都挺有意义。

            当时的执行工作,因为过度强调执行的“强制性”,社会上对执行工作总是留下“简单粗暴”的印象。过于注重对执行结果的追求,往往忽视了程序上的规范,常常以一种近乎“阶级专制”的态度对待被执行人,而这种态度是与法律理性不一致的,法律应该以一种理性化、规范化的形态示人。随着法律对司法公开、人权保护的关注,执行法律行为不再仅仅追求结果达到,而是追求实体与程序的并举。这也是改革开放40年法律思维蜕变的集中体现,法律人对执法更加自信,法律思维更加开放、透明,愿意将司法行为放在阳光下运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“执行难”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

            进入随着案件标的变大,案件数量爆炸式的增多,被执行人的财产种类不断增多,财产隐匿性也逐渐增强。传统的财产查控已经不能够完全适应新的司法需求,久而久之“执行难”问题不觉然间成为了百姓常提的话语。

            进入新时代,以“基本解决执行难”为契机,人民法院构筑了执行财产查控大数据、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平台,执行办案从依靠人力、物力、纸质化办公到执行财产信息化大数据查控,执行财产的查控手段做到了有的放矢,办案的时间周期大大缩短,办案的效力大大提高。执行案件的办理也从“法院强制+被执行人自觉”走向“信用惩戒+社会联动+大数据财产查控”。同时,随着“基本解决执行难”的深入,执行工作也推动了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,大家更加关注个人诚信的重要性,执行工作进入到了全社会参与执行的新模式。我坚信执行难问题一定会得到基本解决的!

               “我退休后回来的主要目的是想发挥余热和做一些善事”

            我是2001年12月份退休的,退休之后14年我又回到了西城法院,主要从事包括家事案件、物业纠纷、合同纠纷及医疗纠纷的调解工作。2015年7月份,在院里政治处的邀请下,我回来进行家事庭调解室成立的准备工作,从调解模板的确立、组织体系、组织架构,我都精心做了设计。开始里面有调解员、陪审员等六十几人,后来调审分开,目前有经验丰富的调解员27人。现在我们这个组织正式的名称是北京市西城区诉前调解委员会,主办单位是西城区司法局和西城法院,我是主任。我回来的主要目的呢,主要是发挥余热和想做一些善事,因为这个调解工作完全是不收取老百姓任何费用的。

            2015年刚成立的时候,那时也是摸索时期,一个月大概能调解成功3、5件,2016年就相对成熟了一些,一年大概800件,2017年就调解成功了2500件左右,2018年到现在(2018年12月)已经3200件了。最近我刚刚调解成功了著名相声演员唐杰忠家的继承纠纷案件。西城区法院在受理案件后,首先进入了调解程序。我们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迅速投入工作,向相关人员了解情况、调查取证,多次与双方沟通,反复交谈,唐家兄妹二人最终同意和解。唐家儿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,通过这起诉讼,他深深地感受到人民法院处处为民着想,廉洁、公正、高效的工作态度和作风。他也专程来给我送了一面大锦旗。这几年,我每年大概能收到200面以上的锦旗,还是很自豪的。我们这个调解工作不收当事人的任何费用,工作很细致,当事人拿着文书可以去办理房屋、车辆的过户手续,得到了咱们西城群众的广泛好评。区里的各级领导、各级法院的领导还有很多外国朋友都来过咱们的调解室参观,对我们的工作赞不绝口!

            对司法工作的热爱和做公益的想法支撑我一直做调解工作。家事案件不同于其他的案件,当事人跟调解员在一起往往能更随意,更加讲亲情,我在做离婚纠纷调解时,都会给双方播放结婚的视频,激发他们对亲情的回忆。我也懂法,多年的审判经验可以帮助我依法调解。当然,能通过我的调解工作,为法院稍微缓解一下案多人少的工作压力也是我的初衷,也是为西城法院继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吧!

            作为一名奋战在基层法院30多年的老同志,以亲身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国家如何从实行法制到全面依法治国的转变。我最深的体会就是,在法院办案子,一定要认真公平的去处理纠纷,把当事人的事情当成自己家要解决的事情,这样的心情不一样,就会认真细致。如果想在法院工作,要牢记司法为民的宗旨,不忘法律人之初心,要有大局观念,要有廉洁的作风,要有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,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与正义。
          责任编辑:赵思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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